天津爆炸案最终造成165人死亡，430余人受伤。据瞭望智库不全完全统计，2015年以来至少有21起。天津爆炸案后亦发生了4起化工厂爆炸(着火)事件。
它们的共同之处是，化学品仓库发生爆炸导致人员伤亡(个别没有伤亡)。那么，给这些化工仓库配置一套监测系统能否避免事故发生?
有一群人在做这样的事，但他们的工作时常碰壁。这也不是一个多么热门的生意，目前中国的市场规模160亿元，随便一家稍具规模汽车厂一年的销售额都要大于这个数。在一个以市场规模论“英雄”的管理体系里，它们并不怎么受待见。
希望推动化工仓库做好有毒气体监测工作(本文所指有毒气体监测包含日常监管监测和环境污染突发事故情况下的应急监测)的人认为，给化工仓库配置一套监测系统，至少可以在发生事故时减少伤亡，让救援的消防官兵知道是什么爆炸。天津瑞海物流公司发生爆炸后，消防官员连爆炸的是什么都不清楚。
但有专家认为推动者可能对监测设备的作用期望太高了。参与天津爆炸案救援的一位不愿具名的解放军防化专家告诉瞭望智库，“监测只是告诉救援人员，事故发生后判定事故危害的程度，范围，如何救援的一个依据，其本身并不能避免类似事故发生。”
市场规模小，没什么人抢生意
乐观者认为，有毒气体监测这个市场将是庞大的。曾经担任过环保部专家的北京晟德瑞华宁技术有限公司总经理贾庆对瞭望智库说：“如果要把有毒气体都监测起来，2000亿元的投入必须有。”
这也得到了前述不愿具名的解放军防化专家的认同。他表示，这个市场应该很庞大，就像近几年对雾霾的监测一样，中国涌现了一批做PM2.5监测设备的企业，迅速形成了一个百亿元级别的市场。
“全球气体监测仪器增长速度是2%～3%，东南亚国家(含中国)是5%～6%。”工业级便携式和固定式有毒有害气体监测仪器制造商美国英思科公司亚太区副总裁林尼克告诉瞭望智库，东南亚国家的这个增长速度将保持10年左右时间。
但目前中国的有毒气体和水源监测仪器市场却不大。中国仪器仪表行业协会秘书长闫增序告诉瞭望智库，有毒气体监测仪器实际上只有160亿元的市场规模，有毒水源监测的市场规模是130亿元，两者相加也就是290亿元的规模。
“这块市场规模目前的确不大，如果不是这几年环保监管越来越严格，十年前的市场规模也就是几十亿元。”闫增序说。在这290亿元的有毒气体和水源监测设备中，其中三分之二是进口;作为有毒气体和水源监测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传感器更是80%依赖于进口。
相比有毒水源的监测，贾庆表示，有毒气的监测还有很大市场空间，而有毒水源的监测体系则已基本建立起来。贾庆所在公司就是为全国有毒水源监测提供设备的制造商，早前的最大股东是原环保总局下属单位。
限制因素多，条件远未成熟
有毒气体监测市场规模做不大，原因是多方面的。它既有客观因素的限制，也有体制上的因素。受访的多位人士均表示，气体种类繁多监测设备难以监测是重要原因。
前述解放军防化专家表示，因为气体分有机和无机两大类，来源化学品的种类和数量很多，加上一旦发生燃烧，产生新的气体，因此一种技术很难监测出所有化学品所排放出来的气体。
化学品仓库里堆放的化学品一般不止一种，现场气味浓度也普遍比较高，因此想“通过监测就让所有容器密闭，不挥发，避免事故发生，通过这个途径可能做不到。”
从管理体系上来说，化学品仓库又分两大类，一类是化工厂仓库，一类是物流公司仓库。化工厂仓库管理相对健全，但物流园公司仓库管理还有待于健全。北京物资学院物流学院院长邬跃告诉瞭望智库，物流园区的管理要分大型和小型两种，大型物流园区都是政府在运作。小型物流园区，有的是个体经营，有的是私有企业在经营。
“现在很多大型物流园区是地方政府在主导，但是不管经营，只管土地开发，基础设施建设。”邬跃表示，这实际上导致了管理的混乱，追究事故(政府)责任到底是谁不清楚，因为管理责任就界定不清楚。
企业不愿意做有毒气体监测工作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成本投入高。作为有毒气体监测系统的组要组成部分——仪器仪表是色谱仪和质谱仪，闫增序表示，一套设备下来就是几十万，如果还是进口那就是接近百万。
有毒气体监测系统中的另外一个主要设备——传感器是高耗品，寿命还短。前述解放军防化专家表示，寿命短的如电化学传感器就是2年左右，光电离子的五六年的寿命。此外，传感器每年还要检定，校准。就是一次性投入成本不低，后期维护成本也不低。
“如果一个物流仓库，有几十种化学品，想要设计一套监测系统，需要费用投入的费用就会很高，而物流公司本身的盈利能力并不是很强。在利益最大化的前提下，想要做好有毒气体监测工作则显得有些奢侈。”
更重要的问题是，安全意识的淡薄导致了化学品爆炸事故频繁发生。有设备制造商表示，他们会遇到一些客户购买这些设备只是为了应付检查，因为他们回访客户时他们的设备并不在运转。